日本狭窄小气的岛国根性使得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
强者崇拜，适者生存，本是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无可厚非。
日本从一个羸弱贫穷的蕞尔岛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是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促成的，岛民血液里蕴藏的那种扩张进取的野心，一经唤醒，立即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而且，比起西方列强，日本显得年轻而更有锐气，人家整整花了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强国之路，它只用30年就走完了，同样，这个战败国又在战后一片废墟上，在短短的20年内迅速地、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如今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年用武力不曾达到的目的，今天用经济手段达到了。面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只能叹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而所有这一切伟绩，并不能够赢得人们对它真正的喜爱和敬佩，相反却时时引起各国的反感和警惕，这是为什么？
原来，这个后来居上的强者骨子里有一股不可救药的小家子气。它长着两张脸，你比它强大的时候，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了，翅膀长硬了，就收起那张谦恭的脸，换上另一张一本正经的脸，要和你分庭抗礼了，等到你实力不如他了，那就对不起，请你靠边站吧，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那时，它是一脸的傲慢和杀气，日本千多年的对外关系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历史。
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精辟地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了手，并且转化成为自己文明时，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蔑视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卑感于是就为优越感所代替，“日本人向外学习每次都转向对抗。”而优越感的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赖肖尔作为一位亲日色彩很浓的日本问题专家，提出这样的看法，可见是很中肯的。
这种自卑感和优越感的周期性摆动源于一种狭窄小气的岛国根性，日本模仿西方列强，却不肯学一学人家的公平竞争精神，它崇拜强者，与其说是为了学习对方，不如说是为了取代对方，压迫对方，甚至消灭对方。比起西方列强，它缺少平等的胸怀和气度。当年，西方列强仗着坚船利炮来叩中国古老的大门，主要是为了通商和赚钱，至多也是经济掠夺，唯有后起之秀的日本胃口格外大，不只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还想在军事上灭掉中国，把中国并入自家的版图，最后消灭中华民族，把他们变成大日本帝国的三等公民。
正因为如此，这个强者在面对战败对手、甚至无辜百姓所显出如此凶残的面孔，而使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瞠目结舌。想一想甲午战争时日军攻占旅顺时的兽行，和40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吧，那都是令全世界震惊的惨绝人寰之举。著名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到：“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36人，然此36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而南京大屠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30万无辜丧生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正因为如此，这个强者对于弱者并不存真正帮助之心，而时有防范之意，想当年，中日两国同时处在现代化的起跑线上，经过明治维新率先步人强国的日本，在羽毛尚未全丰的情况下，就不惜孤注一掷，对中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大败清朝政府夺取台湾，并索取巨额赔款，使大清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孙中山欲振兴中国，将日本作为活动基地，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革大清帝国的命，日本一些民间团体和仁人志士表面上热心支持，实际暗中监视、阻挠，可见，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战后，日本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所谓的经济援助，同样也是出于控制他国经济命脉的目的，他们只向人家提供现成的产品，在技本上尤其尖端技术上实行彻底的保密和垄断，以此却换得了原料、能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倾销商品的市场。技术上的垄断和保密，其目的就是想让别国永远受日本的摆布和控制。
总之，这个矮小的巨人只希望自家强大，而不希望邻国强大，至少不要比自己强大，邻国一强大，它就坐立不安。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经济有了一点发展，它就开始制造“中国威胁论”的神话，与美国一唱一和，企图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这个气量狭窄的强者，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早已违背了强者的精神，就像它违背武士道精神一样。这大概也是一种“暧昧”的表现吧。
（选自《暧昧的日本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